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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巴黎協定》提出，本世紀內要將全球升溫控制在1.5至2攝氏度范圍內，要想實現這一目標，現有的能源結構將面臨重大調整。許多觀點認為，由于煤炭的碳排放強度較高，未來應從能源消費中逐步退出。而全球煤炭消費中超過50%是用于發電，因此煤炭退出意味著從現在開始停建燃煤電廠，并逐步退出燃煤發電。但現實中煤電依然在增長，特別是在目前經濟增長比較快的東南亞國家。
中國的一次能源結構仍然以煤炭為主，電源結構中煤電也占據了主導地位。目前關于中國煤電退出的討論，認為2050年煤電需要下降到0或接近于0的水平，由于火電服役年限一般為30年以上，因此應該從現在停止煤電建設。2018年煤電占中國電源結構的比重應該超過60%，如果電力需求增速比較高（如2018年8.5%的電力增速），沒有煤電增長將無法保障電力的供應。因此，煤電退出首先是個電力需求增長速度的問題，只有比較低的電力需求增長，可再生能源才有可能在滿足電力需求增長的同時，替代煤電。
其次，雖然近年來光伏和風電等可再生電力的成本已經顯著下降，但是由于其間歇性與波動性的特點，難以保障穩定的電力供應，中國現有的電力系統依靠火電的調峰來實現可再生能源消納，且部分火電機組進入深度調峰的狀態，也就是說煤電其實還承擔了可再生能源的外部成本。即使可再生能源得以大幅增長，在儲能技術的成本降到合適的區間以前，如果煤電大幅度退出，如何保障電力系統的安全運行是一個很大的挑戰。
再次，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，煤電仍然是整體成本最為低廉的電力。如果政府希望降低工商業電價，為實體經濟減負，那么煤電退出難度很大。事實上，最近幾年一般工商業電價的下調，主要也是通過壓低火電上網電價來實現的。因此，政府需要進一步支持可再生能源降低整體成本（發電和用電），才有可能大規模退出煤電。
因此，煤電退出除了政治決心，還需要有增加煤電成本，或者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的機制。除了電價機制改革，還需要推進碳排放。化石能源（煤炭）的使用帶來的溫室氣體排放，是引起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，因此需要通過碳交易增加化石能源使用成本，從而增加可再生能源的相對競爭力。另一方面，中國可再生能源面臨的主要矛盾已經改變，從發電的度電成本轉為輸配基礎設施建設，政府需要快速加大對可再生能源輸配基礎設施建設，從而快速提升可再生能源電力占比，為大規模替代煤炭創造條件。
